天生贤杰，将翊昌辰。圣运龙兴，多士云臻。侃侃张公，才识迈伦。邑政殊尤，超升部使。更典济阴，龚、黄其治。按刑畿右，察廉是职。举善如饥，化奸以德。三载忠劳，熙然美绩。盗发申郊，戕民败吏。申无城兵，比屋惊惴。公来指踪，歼厥凶类。千里获安，繄公是赖。予方左迁，始获公遇。推借维持，危乃弗仆。轺车所临，讴颂洋洋。天宜报公，昌炽寿臧。胡夺民望，而公云亡？哲人之萎，孰不痛伤。家有令子，庆泽之长。朝有令名，后世之光。公亦何憾，歆此一觞。

年月日，具位范某遣指挥傅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魏国韩公之灵。唯公道足以穷圣人之奥，故关盛衰而不倚；德足以宪万邦之重，故践文武而并济。弼亮三朝之盛，扶登二圣之隆。朝廷治忽，伊尹所以自任；邦国若否，山甫所以仪图。翊成隆平，坐致熙洽。哲谋肃乂，宜神理之助顺；昌炽寿臧，固舆心之善颂。天不慭遗，人将安仰？薨谢之讣，上深恻于宸衷；褒赠之章，诏益进于宠数。名固耀于青史，祀已跻于大烝。哀荣所加，夷夏增欷。唯斯边氓，早沐恩化。爰从庆历西讨，科役繁兴。绥辑疲羸，繄公是赖。继辍枢筦之责，复将西抚之命。厥后横山用武，狂寇窃发。公持四道之柄，密授神算；镇以山岳之重，迄臻安静。则唯兹土，受赐为尤。凶问之来，孰不挥涕？某久被钧播，方兹官守。谨同吏民之情，远致薄奠。报德匪称，致哀无穷。唯公英灵，鉴此诚意。尚飨！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臣向之所论者，专为学者而已。然士之不学，非学者之患，而国家之所宜虑也，陛下无以臣为过。士之不学，不过稠人中闭口结舌、面赤汗下，使天下以为口实而已也。今之进士，类皆他日之公卿百执事也，彼方应举时，既无事于学，而其入仕之后，虽向之所读数书者又将捐去，则峨冠曳带所有者，特枵然之腹而已。陛下置公卿百执事也，大则欲其谋王体、断国论，小则欲其辩权事而决疑狱，上以备左右之应对，下以与宾客言。今以枵然之腹，立乎本朝之上，则陛下何望焉？其不学之患，今日未见也，他日见之矣。往者学士刘敞奉使北虏，虏人道使者由他径，以誇示其郡国之大。敞素明于地理，因责问之，虏人畏服。是时顺州山中有异兽，虏不能名，以问敞，敞为言此駮也，虏益畏之。父老为臣言，神宗皇帝时御殿放榜，进士有暨陶者，有司读暨为洎，而陶不应。侍郎苏颂曰：「吴有暨艳，既读为结，此得非其后乎」？问之果然。神宗皇帝喜谓颂曰：「果吴人也」。庆历、元丰之际，士皆深于学矣，然微此二臣，则堂堂大宋几何而不为外国之所鄙笑、多士之所讪薄乎？奈何今日不劝之，使博学以储他日之用？陛下欲有所问，则皆恍然相视，醉心拱手而不能知，然后仓猝四顾，而求多闻之士，不可得矣。且夫效一官，总一职，非学亦不能也。真宗皇帝尝因放榜，谓群臣曰：「天下至广，藉群学共治之，今又得千馀分理州县矣」。以此而言，则是州县之吏亦欲其知学也。郑子皮用一不学之人尹何以为邑，而子产譬之于伤锦，如吏部岁补数百尹何于天下，则数年之后殆无完锦矣。自州县而上，其所职愈大，则所学当益富。今士通于道德性命之理，诚前世所不及，然一为吏，则素所蓄积不过以善其身而已，是何预于天下之事，而骤布于郡国之间？此臣之所以私忧也。陛下幸以此教学者，又宜诏大臣岁择博学者以名闻而尊显之，如真宗召崔偓佺于肥乡主簿，而特置龙图阁直学士以处杜镐，则海内皆承风以不学为耻矣。昔人有种漆者，乡人皆笑之，十年而漆可以为器，向之笑者悉取资焉。士之学不学，于今诚未有损益。臣之言若迂阔，然不十年，陛下必收其用矣。惟陛下留神省察！

某守郡无状，无以称朝廷惠养百姓之意，夙夜自讼，不知所为。维朝廷宽大，未加之罪，幸甚幸甚！所守东南大郡，学者甚众。州虽有学而无官，学者不知所师。某辄有奏，乞除试秘书省校书郎孙侔一职事官，管勾本州学。侔之为人，相府所知，不待某言。然朝廷尝已命侔为扬州学官，侔固辞。恐朝廷疑侔前意，而奏难言其私，故敢陈之于左右。侔向以固辞扬州学官者，是时侔兄观在朝，其禄尚足以周其族，故侔得以自守而不愿仕，朝廷亦高之而不夺其守。自居于湖，安其贱穷，未尝妄与人交，况其有取于人也？今乃不幸而失其兄，侔方自经营，以迎其丧于蜀。自此，其家事、衣食、嫁娶一出于侔。侔既无禄，又不能为生，则其家饥寒之忧，近在朝夕。虽欲不仕，不可得矣。恭惟某官阁下方为朝廷致天下士而官之，如向者颜复等召至一试，尚得一邑；如侔者，固非复等所能望。刘敞尝奏言：「侔是王安石、吕公著之流」。信知言也。然则侔岂止一州郡学官而已？如朝廷自以有处侔者，则非某所知。不然，则朝廷亦不惜一职事官于侔，以慰此州学者之心。又侔方穷困，当朝廷忧天下，不欲一物失其所之时，某故敢尽言侔之思，维左右留意。幸甚幸甚！

天收飞孽，喜登千里之金穰；帝念承流，特畀九重之奎画。于昭眷奖，有腼训辞。窃惟皇家开平治之期，侯国阐休祥之證，由今揆昔，宅牧惟良。如刘敞之守郓城，蝗值雨而辄散；如赵抃之守青社，蝗遇风而退飞。有若微臣，冒兹近甸。惟一意奉宣于圣化，愧半期蔑奏于民庸。如坻如京，嘉谷拟登于场圃；食苗食节，遗蝻间见于田畴。方虞种类之蕃滋，乃抱黍禾而焦殪。妖不胜德，知吾皇一念之潜通；灾反为祥，俾阖郡群生之咸遂。僭函秉穗，上彻凝旒；遽沐温纶，曲加褒衮。拜手稽首，念三生结圣主之知；以口语心，顾一稔岂愚臣之力。肆令吴会，丕睹尧言。兹盖恭遇陛下加惠黔黎，如护赤子。五谷熟而人民育，迄销遗螣之菑；三阶平而风雨时，允协维鱼之梦。乃赐书于方国，特加贲于微踪。臣敢不勉竭孤忠，对扬休命。不书螽蜚，已占鲁史之有年；斯飨羔羊，愿诵豳诗而称寿。

煜顷尝谓周、秦、东汉，往往有铭传于世间，独西汉无有。王原叔言华州片瓦，有「元光」字，急使人购得之，乃好事者所为，非汉字也。侍坐语及，公亦谓家集所阙西汉字耳。煜守丹扬日，苏氏者出古物，有铜雁足镫，制作精巧，因辨其刻，则黄龙元年所造，其言荣宫二史，间未始概见，遂摹之，欲寄左右，以为《集古录》之一事。会悲苦不果。昨偶开箧见之，谨以上献。亦闻原甫于秦中得西汉数器，不知文字与此类不？煜再拜。

东阳王象之仪父著《舆地纪胜》一书甚钜，书成，丐余为序，且曰：「吾书收拾天下郡县山川之精华，使人于一寓目之顷，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，以助其笔端，取之不禁，用之不竭」。余告之曰：昔昌黎韩公南迁过韶州，先从张使君借图经，其诗曰：「曲江山水闻来久，恐不知名访倍难。愿借图经将入界，一逢佳处便开看」。然则，天下郡县山川之精华，是真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。然所在图经类多疏略舛讹，失之鄙野多矣，必得学者参伍考正而勒为成书，然后可据也。本朝真宗时，翰林学士李宗谔等承诏撰诸道图经，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，今其书存者止十之三四，甚可惜也。然四方一郡一邑，随所至亦各有好学之士收捃，记识甚备，其目一一见于册府纂录。最可称者，如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《东西两京新记》，及本朝龙图阁直学士宋公敏求《长安》、《河南》二志，尤为该赡精密。今仪父所著，余虽未睹其全，第得首卷所纪行在所以下观之，则知其论次积日而成，致力非浅浅者，盖其书比李氏图经则加详，比韦宋所著记志庶几班焉。使人一读，便如身到其地，其土俗、人才、城郭、民人与夫风景之美丽、名物之繁缛、历代方言之诡异、故老传记之放纷，不出户庭，皆坐而得之。呜呼！仪父之用心，可谓廑矣。然余又尝语仪父曰：古人读书，往往止用资以为诗。今仪父著书，又秖资他人为诗，不亦如罗隐所谓「徒自苦而为他人作甘」乎？仪父笑而不答。余以是知仪父前所与余言者，特寓言耳，其意岂止此哉！夫昌黎大儒也，固尝云土地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，且谓古之人未有不通此，而为大贤君子，方欲退而往学焉。意其学也，必也穷探力究，洞贯本源，非若近世肤末昧陋为口耳之习，姑以眩人夸俗而已。是则昌黎道术文章之盛，所以名当代而传后世者，非以此乎？盖闻之，凡为士者学必贵于博，非博则无以至于约，然其大归必贵于有用，则始为不徒学也。萧何从沛公入关，先收秦府图书，故因以知天下阨塞、户口多少之处，汉之得天下，此亦其大助。东方朔、刘向皆以多识博极，获备天子访问，为国家辩疑祛惑，岂曰小补，其事今见《山海经》首。本朝刘侍读原父奉使契丹，能知古北口、松亭、柳河道里之迂直，以诘虏人，虏相与惊顾羞恧，卒吐实以告，士君子多识博极至此，岂不足以外折四夷之奸心，表中国之有人哉！是则地理之书，至此始为有用之学。至若许敬宗之对唐高宗，第能明帝邱得名所自，遂过眩其长以矜忲于人，此则为士者之所笑而不道者也。然则，余之所望于仪父者，固以朔、向及刘侍读之事，岂但以资他人为诗而已乎，前言姑戏耳。宝庆丁亥季秋三日，眉山李𡌴序。

吕密学溱，字济叔，扬州人。景祐五年进士第一，授将作监丞，通判亳州。康定中，献其所业，召试学士院。赋及诗三入上等，除著作郎，直集贤院，同修起居注。坐预进奏院宴饮，出知蕲、楚、舒三州。复修起居注。侬智高寇岭南，诏奏邸毋得辄报。溱言：「一方有警，使诸道闻之，共得为备，今欲人不知，此何意也」？进知制诰，又出知杭州，入为翰林学士。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，仁宗还其疏，溱曰：「以口舌论人，是阴中大臣也，愿出以示执中，使得自辨」。未几执中去，溱亦以侍读学士知徐州，赐宴资善堂，遣使谕曰：「此特为卿设，宜尽醉也」。诏自今由经筵出者视为例。时蔡襄、韩绛皆相继出守，而欧阳修、贾黯亦求郡。知制诰刘敞疏论邪正进退之分：「正臣常难进而易退，邪臣反是。吕溱、蔡襄、欧阳修、贾黯、韩绛皆有真质，无流心，议论不阿，有益当世，诚不宜许其外补，使四方有以窥朝廷启奸幸之心」。而殿中侍御史赵抃亦上言：「近日正人贤士纷纷引去，忧国之士为之寒心」。上悟，颇留脩等，溱徙成德军。时方开六塔河，宰相主其议。会地震，溱请罢之，以答天戒。还判流内铨，知和州，坐言者分司南京，知池州、江宁府，复集贤院学士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开封府。时为京尹者比不称秩，溱精识过人，辨讼立断，豪恶敛迹。尝以职事对，神宗察其有疾色，勉以近医药。已而果病，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，遂卒，年五十五。赠礼部侍郎。帝悼念之，召中书曰：「溱立朝最孤，知事君之节，绝迹权贵，故中废十馀年，人无言者。方擢领要剧而奄忽沦亡，家贫子幼，遭此大祸，必至狼狈，宜优给赙礼，官庀其葬，以厉臣节」。敕其妇兄护丧归。溱开敏善议论，一时名辈皆推许之。

公讳某，字隐直。汉留侯七世孙纮居番阳，至五代祖晟，乃自番阳徙浦城，遂世仕于闽。皇考尚书公始以孤童从杨文公游京师，以进士中甲科，历官刑部郎中、直史馆，致仕乃宅吴。其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吏部尚书彭城刘敞铭于墓。隐直，其长子也。少明隽好学，有器识。未冠时，已卓然为成人。与刘原甫、杨审言兄弟为友，前辈长者多贤之。宝元中，西方用兵，以布衣上疏论朝政，进《启政》十篇，乞召对，已报罢，又陈《边要》数万言，不能用，即移书二府，以古今兵事成败订其是非，于时虽不合，公卿翕然以为材。数举进士，既不中，且壮矣。尚书公为陕西转运使，范文正公镇永兴，始劝公仕，于是补太庙斋郎，即任以为洛阳主簿。盖始仕也，其所操决已如老吏，数决滞讼，洛阳人善之。三年，鱼周询拜御史中丞，荐以为主簿。仁宗方开言路，台谏官尽人物之选，其言执政得失无不听，当时执政者不敢作威福，陈赐叔、唐子方诸公以此显名一时。隐直在台中乃主簿，诸公皆推以为友。皇祐二年，拜明堂。既斋前殿矣，人藉藉传有泛恩，过以问何郯。郯曰：「闻之」。公曰：「或传外戚欲得节度使，中贵求为观察使者，于法不可迁，将以亦闻之乎？是迁也，上既许之而谕于执政矣。此非不蠹也，何为默然」？郯大惧，即与其僚请奏事。仁宗愧且怒，责所授言。郯疑以问公。公曰：「某闻之以告，得罪宁有憾耶」？明日，礼成，有泛恩，二人者遂不迁。然上怒未已，推穷且急。郯亦终不言。唐子方之论温成也，夜召公以决之。公曰：「足下当言责，尚何疑？为此足以塞责」。子方繇是被逐。其所建明皆此类也，执政闻而憎之。秩满，上改大理评事。范文正公守青社，荐公文行，乞召试学士院，因请以为从事，但除青州判官而已。比至，而文正公病且革，以府事一诿之。文正公从陈州至彭门而薨。公驰哭于彭门，相其后事而还。代归京师，尚书将请老，遂求东南官。三司请以为怀宁令。怀宁，剧邑也。治之数月，廷遂无讼。而罗原茶场户岁输茶百万，前日之敝：上茶之入三倍，其次茶五倍。既不足，捽它草木皆为茶，以是致大贾，贾不售，为令者不得去。及公至，始约束必得善茶，其上者倍之，其次不过一再倍。吏告以法，且留公矣。公曰：「使民不加敛，贾得善茶，何为不售」？民欢呼相告，及期毕具。是岁大贾至，乃先诸场算，以其得善货也，上下以为便。侨户出丁钱，其去来不常，十年间吏不时省籍而无除，遂至万数。其去者责于里胥，故任役者率破产，为大害。公一日按籍，除其亡者六千，益新丁三之一。因以闻上，遂为诸县法。吏言：「令之圭田五百斛，请赋之」。公疑其不明也，使访之，得田三百亩，输有司赋其田而已。自昔守令莫不然，然毕取之，号草头供输。于是通判李基闻而诣公曰：「君不可以独清，盍为我谕之」？其除者亦半。因谓李曰：「勿广语人，使人反侧，无益也」。二年，孙长卿为江淮发运使，因以亲嫌罢。于是尚书公老矣，乃还吴，遂不复造朝。台檄趣召，数移疾不行。尚书公捐馆，时公年及知命，执丧尽礼，杖而后起，人以为难。终丧始还台，迁殿中丞。丞相当国，方荐公。公曰：「亲老矣，不可以久留」。遂得通判湖州以归。二年，繁昌公卒，哀毁如尚书公之丧然。隐直家故贫，朝夕鬻粥或不足，未始以告人。治平三年入朝，于是閒居十年矣。今上即位，迁尚书虞部员外郎。王丞相圭提举百司，先诸公荐，始编定百司敕。是时，自陈丞相诸公荐者十二人。诏赐对便殿，劳问甚渥。于是子方新领三司，请以为判官，即权领户部判官事。户部主诸道上供金帛，自庆历时，迫诸道上供，入倍常岁。诸盗始为敝，吏不能较，一岁所负至二十五六万。前日，内帑无所考质，于是有诏使公覆较，以庆历五年为准。因建言：转运使以经制为职，盍以为殿最？中间不满岁而去者，以数告其代，几可以劝沮。朝廷遂颁以为法。而计三年之入最一百三十万，又督发川峡所负，入便钱至五十万，大计赖焉。久之，始正权户部判官。序其秩，视提点刑狱。在三司凡七年，乃以司勋员外郎出知越州，兼浙东兵马钤辖。部使者率新进少年，以新法督责其下，戾甚。吏驰走不给事，已蹈罪咎。会稽为大府，公以乐易处其吏民，吏不欺而赖以安，法度皆举。踰年，徙苏州。未行，又改明州。明州，尚书公之故治也，遗爱馀美尚在耳目。人皆喜公之来，公亦乐其州为易治。于是询求民隐，数日之间，政令一新。时方病盐法，法已过矣，吏缘为奸，自昌国县置发引铺，而公私之货混淆不可辨，其利于公者削矣。公至，则除引铺，使民市于官。市于官者，不为定格，益严其禁，期不敢犯。未几，入缗钱八十万。既足其目，而又益三百万。未阅月，移成都路提点刑狱。自在三司固已亲其秩矣，三易镇乃始远徙，人皆为之恨，且劝公辞之。公曰：「吾辞之，重得罪执政。虽然，吾颠革族多，岂其愿也。吾不敢辞，陈力而已」。于是求对。及见，上乃悯劳久之，曰：「行且迁矣」。遂行。自四明之徙，历八月乃至部所。始至，务大体，不以暴刻为功。自熙宁已前，第五等户不徭。及新法起，乃出免役钱。公以为朝廷立法，本以宽民，今乃赋困穷之民，非上意。因奏免者十二万户，蜀民大悦。会茂州蛮叛，数日覆军杀将，进围汶山郡，坤维骚然。公与转运使俞充行分将兵，方无事时，兵常不足，及是，官军多死，夷兵且深入。公移帅府，请与之约和，以缓其来，且待王师之至也。帅府用其画，犹连公手札上闻。已而王师至，夷兵不侵轶者，公之力也。先时，蜀使者多循故事，不阅兵仗。公至成都，将阅之，咸以为不可，且生民心。公曰：「吾职事也」。遂发视之，器甲多敝败不可用，使修完，益移檄支部举新之。至是军兴，乃获用。朝廷方并州县，以充大农之财。永康之废未久，请复以为永康县。川峡道阨塞，多瘴疠。它时使者行部，多不以春夏出。茂州之役，自三月至七月，往来无朝夕之休。比官军粗备，乃还。至永康，感疾矣。舆归成都，病小閒。今枢密冯公当世候之。公嘱当世以后事，神色不动，处生死之际，若往来也。以熙宁九年八月十日，以其官终于官舍，享年六十二。呜呼！隐直天性浑厚，喜怒不形声色。虽子弟有过，未始言，子弟皆化其德。仕官四十年，历典三镇，至于奉使，未尝一挂于法，亦未尝废一吏，所至皆称最。与人交，温温若不足，及临事，不茍变。在三司时，左右新进假途以致要津者如奕棋，而公坦然不以为意也。有文集十卷，其上论朝政疏启及论西方用兵书，号《庆历先书》、《后书》，又十卷，藏于家。曾祖讳霭，仕于闽。祖讳，皇赠户部侍郎。考讳沔，尚书公也。夫人彭城刘氏，封彭城县君，为人明爽，善治家。公于家事一切不问者，夫人是赖。先二年卒。男子八人：元方，进士及第，平舆令、中书吏房习学公事。元振、元宪、元舒，举进士。馀尚幼。女七人：太常寺奉礼郎沈某，著作郎郭茂恂，试将作监主簿苏亨节，太庙斋郎卢道原，其婿也。馀尚幼。公卒之明年，丧始自蜀归。诸孤将以九月某日葬公穹山先公尚书之兆，使来乞铭。余平昔从公之游，固已钦慕矣。及代于会稽，亲见其民爱隐直如父母，迫大道为䌽城以障其行至数十里，涕慕不使去者移日，此尤可尚者。呜呼，隐直其有德君子欤！乃为之铭曰：

呜呼隐直！其学博矣，而志不遂。其德完矣，而位不充。或恨其弗逢，维其命之穷。其达也，不过为王为公，建一切之功。若其德，则考古人而不愧，将来世而无终，为能执其中。使九原可作，非夫人之与其谁从？

君讳诲，字传师，姓张氏。皇考尚书公自浦城徙居吴，今为吴人。尚书公在仁宗时，治职任事位显矣。君年始数岁，已能治其家，号孝友谨厚。不预人事，以其馀力读书，夜不半不寐，宗族朋友称贤焉。初补太庙斋郎，数拔进士荐，不中第。当仕矣，乃以亲命来调杭州新城主簿，迁延不行者复十馀年。及尚书公归老于吴，乃补州从事。盖不去膝下，而幕府事不废，公私纤悉必应。尚书公捐馆，哀毁骨立，人以为难。终丧，试判入高等，授宁海军观察推官，奉繁昌太夫人之官。时伯兄隐直、仲兄枢言以才德著名，数往来钱塘，兄弟雍睦，人不能目其优劣。踰年，太夫人卒。兄弟号护其丧以归，泣血三年，情过于礼。治平三年服除，调成德军节度推官。今丞相建安公出使朔方，深器其材，特表荐之。会定武帅孙次公卒，君其婿也。次公家扬，其子少，不能归，乃以次公治命请于上，乞君官扬州以经纪其后，遂除扬州税。未上，改江都令。于是，朝廷方遣使行天下，以新法从事。使者欲省广陵入江都为一县，召君议。议皆合，即荐君，乞改秩治江都县事。二邑在淮海号烦剧，君择吏史，按图籍，因改邑一切举新之，而人不知挠。盖君不以孑孑为誉，而识者默知其为能。当是时，淮南旱甚，官除民租矣。太守以下圭租尚弗蠲，君为言之，乃蠲其半。而令之田独丰，君悉除之，百姓以为廉。方使者开洪泽渠，导溪子港，皆有劳在赏格。治江都凡五年，乃得代，迁太子中舍。还朝，江淮发运使荐君华亭盐监。已拜，诏将行，丞相识其故吏也，擢通判祁州。及还吴，隐直卒于蜀，而其丧始归。兄弟友爱尤笃，悲痛不已。已治舟行矣，暴得疾，以熙宁十年八月壬寅卒于舟中，享年五十四。呜呼！传师止于斯乎？善恶报施，不可道也。幸不幸，不可知也。即以其年十一月己酉，从隐直归葬尚书公之兆。余以为逝者有知，传师无憾矣。夫人孙氏，贤明能治其家。六男：曰元载、元恪、元均，已举进士；元功、元伯、元及，尚少。四女：嫁著作佐郎褚理，陇西李士衮，太庙斋郎晁端复，少者未笄。葬有日矣，其子属余为铭，以余为知传师者，必不茍作也。其世次，尚书公之讳不书，有刘公原甫之碑传于世。铭曰：

传师始以孝友闻，其材岂特后二昆？四十䌽衣戏寝门，其视仕进如浮云。公卿大臣数荐论，方且振步望九阍。有如大车任万钧，未驾已覆何可云？穹隆山深吴江浑，下从先公宅榆枌。不在其身在子孙，千百亿载流清芬。